《比利時國王》是一部劇情喜劇電影，講述了比利時國王尼古拉斯的故事。尼古拉斯一直以來在民眾面前都保持著嚴肅的形象，被媒體批評缺乏親民性。為了改變這一形象，尼古拉斯決定出訪土耳其，并雇傭了紀錄片導演鄧肯跟隨拍攝，希望通過紀錄片改變自己在國民心中的形象。然而，在出訪的過程中，比利時的瓦隆區(qū)宣布獨立，讓尼古拉斯措手不及。他急忙決定回國，但卻被飛機延誤困在了土耳其。面對迫切的歸國心情，國王決定選擇陸路從巴爾干地區(qū)回國。這段旅程充滿了挑戰(zhàn)和冒險。尼古拉斯和鄧肯在巴爾干地區(qū)遭遇了各種奇葩的事情，他們遇到了一群熱情好客的當?shù)厝?，也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人物。尼古拉斯在這段旅程中逐漸展現(xiàn)出了真實的一面，他學會了與人溝通和接觸，也逐漸融入了當?shù)匚幕Ｔ谶@段旅程中，尼古拉斯和鄧肯經(jīng)歷了許多有趣的事情，他們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導游，參加了當?shù)氐膫鹘y(tǒng)慶典，還在一次突發(fā)事件中展現(xiàn)了自己的領導才能。通過這一系列的經(jīng)歷，尼古拉斯逐漸改變了自己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成為了一個更加親民和可親的國王?！侗壤麜r國王》以幽默輕松的方式展現(xiàn)了一個國王與民眾之間的故事，通過尼古拉斯的旅程，觀眾可以看到一個國王如何通過與人接觸和溝通，改變自己的形象。電影同時也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理解的重要性，讓觀眾在歡笑中思考著這個世界。

這篇影評可能有劇透

其實只是短評寫長了。

總體而言，《比利時之王》確實可以被稱為“偽紀錄”形式的作品。

然而再稍加考察，我們可能會發(fā)現(xiàn)這個標簽依然太過籠統(tǒng)。假如以《西力傳》對比，我們會發(fā)現(xiàn)伍迪·艾倫并沒有讓一個紀錄的敘述者跳出敘述層進行干擾，而是任其躲藏于銀幕背后進行純粹的“虛構”；假如拿《女巫布萊爾》或是《中邪》與其相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前兩者并沒有產(chǎn)生后者這般的文本層次，突出的是即時臨場的而非剪裁出的“真實”感。

《比利時之王》恰恰選擇了這兩條“偽紀錄片”對比軸的中間地帶：第一，它必須有一個時常跳入鏡頭內的敘述者（也就是勞埃德先生）進行干擾，這個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是被強調甚至被置于優(yōu)先位置的；第二，它漫不經(jīng)心的“真實”感實際上是經(jīng)過精心剪裁的——或者說，這種“真實”感是“虛構”的。

由此形成的文本層次可能比我們想象中還要多：最原始的一層，是比利時國王漫長歸途中所經(jīng)過的地域實況；第二層是鏡頭所記錄下來的沿途地區(qū)散亂的影像；第三層則是經(jīng)過勞埃德先生剪裁后的偽紀錄片成品。更為復雜的一點在于，在第二層與第三層之間，還夾雜著兩層看視的關系，即勞埃德先生對國王形象的看視與國王對所經(jīng)過地區(qū)的看視。每一層次都必須精心設置，才能達到充分的效果。其中第二層與第三層之間的關系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說，敘述者、敘述對象與敘述對象的對象之間的位置幾乎決定了影片可能的表達傾向。

1. 敘述者：勞埃德先生。

勞埃德可以說是大多數(shù)觀眾心中早有模板的西方藝術家形象：來自第一世界（英國），經(jīng)歷第三世界戰(zhàn)亂，交游廣闊，詼諧幽默，放蕩不羈，有一顆追求藝術自由的心。

2. 敘述對象：比利時國王與所經(jīng)過的中東歐地區(qū)。

比利時國王的形象也分為政治化儀節(jié)化的與私人化個性化的兩層，兩者分別在開頭結尾與中間主體部分。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也構成了國王形象中最重要的分裂性特征——這一點依然符合觀眾對“政治”之死板與“去政治化”之鮮活的想象。個性化的層面，國王愚蠢、笨拙又善良、細膩，有國家責任感（又或許完全沒有），向往自由，又有對自然與生命的敏銳感知——如此的設置雖然不同于《康熙微服私訪記》的神機妙算心懷天下兒女情長，但是在西方語境下似乎也并沒有太多新意可言。

中東歐地區(qū)的形象依托于影像與文本的表達。如詩如畫田園牧歌的特征主要通過鏡頭來呈現(xiàn)，而落后、動蕩、分裂的特征則主要通過人物的語（duan）言（zi）。其內在依然隱藏著發(fā)達國家的俯視邏輯（貴國自然豐美但發(fā)展遲緩的主觀化表達），具有模糊的東方學色彩。尤其是對塞爾維亞的呈現(xiàn)，“他們只愿意展現(xiàn)光明的一面”（大意）實在是再刻板不過的西方視角。

3. 敘述對象的對象：比利時國王眼中的中東歐地區(qū)。

這一層次很大程度上和上一層次的中東歐形象是相似的。只不過在表象上，比利時國王是通過降格的方式來達到某種與中東歐人民的“平等”的。國王在影片最后說，他希望他不僅僅是一個過客。然而實際上，偽紀錄的鏡頭下浮光掠影幾乎沒有深度的呈現(xiàn)證明，他不過就是一個旁觀者。這種“融入”的嘗試也構成了一種看視的方式，甚至是營造“團結”、“融合”幻覺的最重要心理機制——而中東歐成為符號化的材料，或是“景觀”。

三層分析之后很多問題就值得再次提出：勞埃德先生真的是一個可靠的紀錄者嗎？國王在中東歐地區(qū)的個性化呈現(xiàn)中就真的“自由”嗎？比利時的自嘲能證明什么？中東歐的形象就是這一群西歐人所言說的嗎？

那些有趣的游離的故事，最終建構起來的卻是并不包含超越性的想象。那么這時，所有層次中的文本都值得警惕與懷疑。

偽紀錄的構成邏輯由此便愈發(fā)清晰。來自英國的敘述者勞埃德先生，通過塑造歐盟核心區(qū)比利時的國王和藹可親又被束縛的分裂形象，同時寬泛地呈現(xiàn)中東歐地區(qū)自然人文世情——而這幾種形象看似有趣實則全都在預料之內（“段子”其實正是對某種刻板化“常識”的呼應）——從而達成了多層次的“虛構”（或是變形）。這種“虛構”的源頭則是地緣政治中難以逾越的理解鴻溝。

以現(xiàn)今眼光來看，英國已然脫歐，歐盟內部動蕩，中東歐地區(qū)的國家發(fā)展與國際合作依然存在問題。整個歐洲正瀕臨進一步分裂的邊緣?！侗壤麜r國王》通過這種多層次的“虛構”呈現(xiàn)，最終曲折地達到了某種對“真實”的隱喻。

因此，相比開頭所提到的“偽紀錄片”，《比利時國王》更接近的似乎是《杰出公民》這樣的作品。通過具體的敘述者，構造影像與文本的多重層次，暗含不同國家地區(qū)之間的關系，從而達成關于地緣政治的藝術描繪。通過龐雜的“虛假”，最終達到了某種本質上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