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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告訴一位美國牧師，蘇聯(lián)知識界正在經(jīng)歷一場東正教的靈性復(fù)興。幾乎每位顯要的藝術(shù)家、作家和音樂家，都在挖掘?qū)凫`的主題。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連一本福音書都難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師在書中寫道，那位異見作家，面帶驕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只要人們還在讀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無法從這個民族的心靈中被消失”。

“被消失”，是我的修訂。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沒有永不消逝的電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沒有永不消失的政權(quán)。當(dāng)年，諾貝爾發(fā)明了129種炸藥，隨后半個世紀(jì)，炸遍了世界每個角落。他臨終傾囊而出，卻設(shè)立了諾貝爾和平獎，褒揚(yáng)那些致力于減少他的炸藥銷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諾貝爾的炸藥，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無巧不成書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難，歷史就有多么尷尬。
 
    1935年，諾委會將和平獎授予一位德國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他是猶太人，撰文反對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任總理僅一個月，就以“叛亂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國政府允許諾委會代表來到奧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蘭集中營，向這位編號“562”的在押犯頒發(fā)了和平獎。隨后，奧西茨基被釋放。
  
   奧西茨基煽動顛覆國家最厲害的文字，是批評希特勒的。他說，“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lǐng)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

    我驚嘆這話擲地有聲，滴水穿石。實(shí)在是我說不出來的。在這年代，我也不配說出這樣的話。然而言語的威力，話語的力量，“一言興邦”是真，“一言喪邦”也不假。所以有些語錄要被廣傳，有些語錄要被消失。但安徒生問，那個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危險(xiǎn)分子？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興邦，謊言喪邦。而無信仰的結(jié)果，是妄想謊言興邦，又怕真理喪邦。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歷史就捉捉放放。罪惡的權(quán)勢，彌漫天下。善惡的爭戰(zhàn)，直上云霄。1989年以后，我才開始為尋求生命意義而閱讀。這20年來，就像一個提著燈籠，頭插草標(biāo)的女子，誰都可以把我贏過去。占據(jù)我一個夜晚，或數(shù)年之久。當(dāng)我被一種思想占據(jù)良久之后，我就被稱為教師或?qū)W者。就像一個通房丫頭在一群沒通房的丫頭面前，被稱為如夫人。又如魯迅所說，我的靈魂不過是人類思想的跑馬場。我是誰，我成了我所擁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討厭和被消失的一切。我成了人生的苦難、歷史的尷尬或皇帝的新衣的一部分。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會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在蘇聯(lián)，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過白銀時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當(dāng)魯迅被魯迅，高爾基被高爾基之后，高爾基在日記中寫下，“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個孤兒”。

   就像情感要尋找的，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個愛人。靈魂要尋找的，也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個人。

一個不能被消失，不能被敗壞，不能被隱藏的人。

一個可以向他呼喊，向他懺悔，向他敬拜的人。

   150年來，經(jīng)過苦難，在這個民族，許多肉體都活過來了，許多靈魂卻蕩然無存。罪惡就像赤焰金龜（電影《狄仁杰》），誰沾染了它，誰就要在陽光下燒為灰燼。因?yàn)楹诎狄姴坏霉?，光卻見得黑暗。黑暗不能占據(jù)光，光卻能占據(jù)黑暗。再多的黑暗也不能掩蓋光，一絲光卻能摒除黑暗。

   1976年，在蘇聯(lián)北部的荒島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軍司令，黨的干部，帶著癲狂的女兒，向一位傳說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說，這部偉大的俄羅斯電影，是《罪與罰》的翻版。光與影的明暗，與修士的緘默相得益彰。俄羅斯電影的鏡頭感，就像東正教的圣像傳統(tǒng)，肅靜而莊嚴(yán)。導(dǎo)演不動聲色的，回顧了共產(chǎn)黨背景下的靈性復(fù)興。在光榮正確的黨外，一個衣不蔽體的瘋癲修士，被同志們謠傳為預(yù)知未來的圣人。他們參加完政治學(xué)習(xí)，就偷偷劃船去找他。

   但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羅斯科爾尼科夫一樣，是個殺人犯。二戰(zhàn)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國人追上。他出賣了船長，納粹給他一把勃朗寧，他掙扎著開了槍。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來，隱姓埋名成了修士。

   這是一個中國電影無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奧西茨基那種面對罪惡的先知型戰(zhàn)士，也不像雨果筆下的冉阿讓，悔改后充滿行動的能力?；浇痰碾[修傳統(tǒng)，看似人生硝煙的退散，卻是屬靈爭戰(zhàn)的激化。作家盧云形容說，到4世紀(jì)，羅馬帝國全面基督教化后，當(dāng)時的修士們，就像海軍陸戰(zhàn)隊(duì)的空降兵，為著時代的屬靈益處，自愿空投到沙漠中。以另一種看似離開時代的方式，憐憫和照料那個時代。在一個殺人如麻的社會中，這位蘇聯(lián)修士做了什么呢。他在修道院用了半輩子，尋求救贖的確據(jù)。在某種意義上，他為這個社會什么都沒有做；但在另一種意義上，他一個人的懺悔，就是對整個社會的審判和祝福。

    這是基督教隱修傳統(tǒng)與佛教避世清修的區(qū)別。像易卜生常被引用的一句臺詞，“這個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來”。如果指肉體的幸存，這話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飛機(jī)上說，你要先為自己戴好氧氣罩，再去幫助別人。如果指靈魂的幸存，這話其實(shí)是沙漠教父們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須先與純粹的恩典相遇。當(dāng)修道院院長來到他的鍋爐房，向他求教，稱贊他的好品格。院長說，“你向我證明了我的內(nèi)心全無信仰”。這位鍋爐房修士回答，“我們的品德在上帝面前散發(fā)出惡臭，我能聞得見那股味道”。

難道你聞不見嗎。

  在東正教傳統(tǒng)中，那些看似愚癡癲狂，卻顯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稱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癡》），就是俄羅斯文學(xué)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準(zhǔn)確的說，這部電影是《罪與罰》與《白癡》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傳統(tǒng)埋沒在曠野。但人民仰慕他們，勝過了仰慕教會冊封的神父。導(dǎo)演成功塑造了一個共產(chǎn)黨時代的圣愚，古怪、瘋癲，愛做惡作劇，為罪憂傷，言語睿智。公映后引起轟動。

   結(jié)果，那位蘇維埃司令，就是當(dāng)年中槍跌落海中的船長。修士醫(yī)治了他的女兒，一生的贖罪與悔改也走到了盡頭。他選了日子，自己躺進(jìn)棺材，握著基督的十字架，閉上了眼睛。

   或許我們很難接受，其實(shí)諾貝爾和平獎，不但應(yīng)該頒給奧西茨基，也應(yīng)該頒給這位鍋爐房的修士。他為了內(nèi)心的和平，一輩子與罪惡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兒，而是靈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與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馳；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2010-10-12，《南方人物周刊》“電光倒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