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哈蒂的電影里，事件的真相總是被掩蓋的。那里永遠存在一個“法官”的角色，他的最終到場讓處于事件漩渦中的角色們都變成了偽造者，因為他們無法承擔真相帶給道德生活的災難性后果。然而，《白奶牛》提供了另一個思考的角度：如果審判（代理已經變成了國家機構）本身呈現(xiàn)差錯，是否又存在一個法官的自我或良心？電影在視聽上有一種對80年代藝術電影的沿襲，大量中遠景的長焦鏡頭、人物經常背貼后景的墻面，它們共同制造一種扁平化的影像，使人物失去自身鮮活的存在，正如他們在那個僵化的社會環(huán)境中的艱難境地。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導演進行了非常出色的鏡頭敘事：在反打鏡頭中利用跳軸打破對角線構圖的穩(wěn)定感（在Reza第一次和女主角見面時，他不尋常的身份就用這種手法進行了提示）；在對話戲中習慣將人物擱置在寬畫幅的兩緣（特別見Reza和兒子以及上司的兩次交鋒，它都被用來渲染心理上的距離和裂痕）；在日常場景中用框中框取景去反映人物與真實情境之間的溝壑（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圍繞聾啞女孩進行的大范圍調度，她在同一鏡頭中由前景的陽臺跨越至窗框層疊的大遠景臥室）。而另一方面，電影里幾乎不存在封閉性的空間，相反，門是可以被敞開的，而我們也總能透過后景中被提示的窗戶去感受一個外部的存在。然而，這個外在永遠是模糊的，它總是被雨水、被霧霾、或被攝影機技巧性地虛化，它是電影中信仰的位置：是真主引領我們來到這里嗎？可它為何會與虛假結盟，讓無辜之人承受如此的傷痛？我們應該接受苦難的命運嗎？這種信仰質疑就像那些母題般的黑色，它們從不在冷淡的環(huán)境中現(xiàn)身，而是潛伏于角色的著裝，又或現(xiàn)身在室內那些縈繞身體的陰影投射中。但導演在結尾的觀點還是讓人比較困惑：牛奶中的復仇真實發(fā)生了嗎？如果是想象性的畫面，那最后的離開是寬恕嗎？仁念和怨恨為何可以轉換得如此突然？但無論如何，導演還是給出了意味深長的最后一鏡：在離開公寓后，母女來到了馬路中央，她們和那些沉重的行李被困在高速運轉的車流中間，無法找到自己的棲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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