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車》是由瑪格麗特·杜拉斯執(zhí)導,瑪格麗特·杜拉斯編劇,瑪格麗特·杜拉斯,熱拉爾·德帕迪約等明星主演的劇情,電影。
由杜拉斯和影星熱拉爾·德帕迪約扮演的兩個角色坐在門窗緊閉的房間里,杜拉斯講述著一部電影,電影里的女人搭上一輛卡車,與司機滔滔不絕地聊了一個小時二十分鐘。談話不時切換到卡車繞著巴黎行駛和停下來讓女人搭順風車的鏡頭。德帕迪約就是卡車司機,杜拉斯就是搭車的女人。對一部潛在電影的口頭描述和電影可能形成的圖像兩者并置起來。
《卡車》別名:貨車,于1977-05-25上映,制片國家/地區(qū)為法國。時長共80分鐘,語言對白法語,最新狀態(tài)HD。該電影評分7.5分,評分人數414人。
鞠萍,任魯豫,陳怡,郟捷,黃煒,陳蘇
祖晴,張琳,鄧玉婷,劉紅韻,高全勝,趙娜
趙英龍,馬馳,王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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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多義性會成為對影像的遮蔽,原因在于用理解代替了觀看和感受。杜拉斯說:在同一時刻什么都說,就是在述說愛。
這一前提是如何可能的?斷裂的話語取消了可能被建構的時間,于是可以在同一時刻什么都說。
對于影像而言,或者對于這部電影,在影像中什么都沒有發(fā)生,是不是也說明愛在發(fā)生?
對于旅程這種電影時常倚重的模式,它本來的作用在于賦予不斷被展現的事件鏈條以合法性。
在這個意義上,杜拉斯的影像中沒有發(fā)生任何事件,或者說,在類似卡車的主觀鏡頭和對卡車的遠觀鏡頭中,影像完成了對一起“元事件”的展示。
是否能將《卡車》視作是對安東尼奧尼《蝕》的結尾的一次擴展嘗試?街道蘊含著角色進入的可能性,這是唯一也最純粹的戲劇張力。其中的不同之處在于,《蝕》本身還是一部擁有故事和主角肉身在場的電影。這一結尾的創(chuàng)造性在于,它首先建立在一種更加傳統的敘事之上/之后,然后它超越了敘事達到了某種純影像的境界。
可以將《卡車》視作是純影像,在此,文學性的臺詞和音樂性的配樂同影像完全分離。但這種達成“純影像”的路徑和安東尼奧尼是不同的,借用《卡車》中的話來說,它是通過一種對“毀滅”的執(zhí)念來完成這部電影的。
如果一切必須被毀滅,那展現動作就顯得無關緊要。有些東西亟待被毀滅,影像于是展現的是一種“之前”的狀態(tài)。不斷行駛的卡車成為一個“元事件”的意義在于,任何敘事都有發(fā)生的可能性,它可以是任何一個故事的開始。這種打開可能性的時刻是杜拉斯最重視的,“It would have been a film--therefore, it is a film.”,電影和成為電影的可能性在此處是等同的。
卡車這個堅固的空間,如同杜拉斯和德帕迪約所處的房間一樣,類似處于蛋殼中的那種清澈同時混沌空間。兩個人物、固定鏡頭間或有緩進的推拉鏡頭、幾個基礎景別,這些具有極簡主義元素的影像本質卻蘊含一個異常復雜的系統。它關乎于一個小說的誕生,而作者顯然無意成為上帝般的存在,她似乎在回憶一個故人,一場死亡,她有很多不得不借助否定性的時刻。她在描述的同時也試圖接近“她”。
與真正回憶一場死亡不同,這不是一個“毀滅”后的瞬間,而是“誕生”前的瞬間,這一區(qū)別也側面地昭示出兩者的相識性,可以解釋為什么對“毀滅”的執(zhí)念可以誕生這種“創(chuàng)世”的影像。對于死亡的回憶不得不導向濫情,或是虛無。而對于“誕生”前那些時間的回憶則不然。那些節(jié)奏朗快的音樂(令人想起洪常秀)總是象征著在知性上達成理解的暢快。于是,《卡車》中的音樂一部分是抒情的,另一部分是知性的。
《卡車》展示了影像的詩學,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的必然可能性,它的含混一如彌散在各處的薄霧,而原始的動力(一輛卡車的永恒運動)既是極度具體的也是異常神秘和抽象的。杜拉斯捕捉的田野既隱約向著那個法國風景畫的傳統延伸,同時她的隨意又幾乎走到了電影的邊界之外。
“卡車消失了,大家都在等待事故的發(fā)生,殃及森林?!?/p>
如果說,那個推上白色窗簾的鏡頭和安東尼奧尼的結尾很像。杜拉斯則不準備在此就這樣草草結束,那種清晨的幽藍本身附帶有夜的本質,或是記憶。她暴露了一盞電影用燈,這是她的“否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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